电脑“冒充”13岁男孩 首次通过“图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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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说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就如同一场人性的落成仪式，至此，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我想说，轴心时代，实现了双重超越突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产生了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如同一场人类文明的落成仪式，文明终可以称之为文明，人类终于找到了这个物种可以相对和谐共存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对应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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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先让理性和信仰分道扬镳，紧接着让理性和欲望同居媾和。西方人，自此抛弃了神灵，迎娶了魔鬼，终于变成了精于算计、自私自利的“夏洛克”和“葛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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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都必然要有克制贪欲的机制，那些不能克制欲望的文明，贪欲必然反噬自身，文明终会被欲望所毁灭。西方现代文明不仅阉割了宗教对人类欲望的克制，而且还鼓励贪欲，工具理性的独断使西方社会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在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上却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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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西方社会，由于缺少了对欲望的有效规制，导致欲望的化身——资本，掌控了整个社会的权力、资源和思想。这进而使得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大，让许多劳动者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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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其核心是本民族的终极关怀，它是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不仅不会轻易改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走向。任何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约束，这些经济或者政治制度只有在符合整个群体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推进，否则，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不得不半途而废。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一旦推进，就必然会形成与其适应的新文化，将会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改变，使传统文化得以演变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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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儒学实现了中华文明终极关怀的双重突破，既实现了人的终极关怀的超越突破，又实现了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的超越突破。但现代人对儒学的理解存在偏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所谓的心性儒学、政治儒学之争，其实大可不必，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早熟之处，就是在于同时实现了个人的终极关怀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突破，心性儒学对应的就是个人的终极关怀，政治儒学对应的就是社会秩序，儒学的“仁”和“礼”，心性和政治本就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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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之所长，为中国提供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规范价值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实用价值体系，儒释道的“内圣”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开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王”，中国才能够借此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庇佑支撑中华民族实现长久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用儒家终极关怀之所长，完善马克思主义在理念价值方面之所短，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化成更为中国人民所容易理解和亲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传统口口相传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使其彻底地民族化和大众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广大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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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应该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优于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生产关系）应当比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社会实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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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走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核心是处理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金融问题，则不管土地、劳动力、商品市场如何市场化，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主体都将成为金融资本猎食的对象。所以我个人认为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个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是关于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和关系问题，其核心问题应当是研究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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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是实行以银行体系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形成于我国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期，客观上满足了这一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要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已经要求我们必须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已经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难以满足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并且出现了金融“脱实向虚”、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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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有配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之对应。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中国之前过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主仆关系，打破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对西方金融学的迷信，走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创建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重申国家控制金融、人民金融为人民的原则，重新构建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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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一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具体而言，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与社会有机体的三大结构(文化、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实践与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复杂且多维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动力有些是起源于观念的革新，进而推动实践的变化，有些则是从实践开始推动观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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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点在于将社会学领域中文化价值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相结合，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了文化的维度。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揭示社会意识在社会实践与变迁过程中是如何与之影响互动和发挥作用，以期更加完整、立体、透彻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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